1883年，来自德兰士瓦的持不同意见的布尔人在南贝专纳建立了斯太拉兰和戈申两个“共和国”，这就必不可免地使英国提出异议。除了其成立方式的确违背1881年协定外，两个共和国本身也是一个严重威胁，因为它们正好横跨生命饮关的北方之路。更为严重的是，似乎时机一到这两个共和国就必然会并入德兰士瓦。

当时开普殖民地的反对派领袖塞西尔·罗得斯特别强烈地谴责这种对被他称为“通向北方的咽喉”的威胁。然而罗得斯的想法孕育着更多意义，因为它预示着英国对南部非洲保护国政策上的某些基本矛盾。他深信，在处理贝专纳问题上，“帝国因素”(他是指来自伦敦的统治)必须排除。只有到那时，他争辩说，才能作出“明智的妥协”从而确保一个统一的南非，布尔人和英国人在那里将和睦相处，并以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开发南部非洲的资源。“因此，首先必须做到:不论是在非洲的狂热者，还是在伦敦的好管闲事的于涉者都不应敌视布尔人。

他从麦肯齐—首先是一位土著权利的维护者—一的政策里看到了和他自己的观点正相反的东西。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只要贝专纳受伦敦统治(通过一个他认为是软弱和动摇的政府)夕以及在这个新保护国内推行一种埃克塞特会堂制，那么布尔人—无论是开普的还是贝专纳的，更不用说德兰士瓦的—就将被疏远夕而他所梦想的联邦就不可能实现。因此，贝专纳必须由开普殖民地统治，伦敦不得干涉，而斯太拉兰和戈申的公民必须得到安抚，对在边界事件上十分敏感的德兰士瓦克鲁格政府则必须用外交手腕机智老练地加以对付。”